第二章 苦难的记忆(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岁月)

 

 

1、文革期间,外婆去新疆老姨家了,我又被送回爷爷奶奶家。我们那个年龄的人都不上学,也没学可上。比我们大两岁的哥哥姐姐们都忙着去搞革命串联了,我们百无聊赖的留守在家,一天不干正事,打架吵架是常事,我们黑七类狗崽子更是挨打的对象。我的弟弟们只要一出门就会挨打,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文革期间,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经常没有理由没有时间的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揪去批斗,带上纸糊的高帽子游街。然后一人拿个大扫把扫街。有一次三寸金莲的奶奶又被揪去批斗,双膝跪在打碎的瓦片上连续3、4个小时,双膝盖流血,痛不欲生。老人站不起来,我们几个小的拖也拖不动,背也背不起来,奶奶的臂膀上带着一小块白布上书地主份子,所以没有人敢帮助我们可怜的婆孙几个,我扶着奶奶一步一瘸的往回走,后来是我的小伙伴虎子赶来背起奶奶送回家的。那个年代,也是有好人的,虎子就是一个顶顶的好人,他从不欺负我们狗崽子,还常常帮忙我做些我干不动的家务活,比如:从水井里扯水,从粮站背红薯回家等等。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好人,我都牢牢地记在心里。默默的无数次地祝福他们:好人一生平安!

2、我们家的房子原本是一个四合院,是我的祖父从小做小生意起家,千辛万苦挣得的一份家产。

我的祖籍是湖南长沙。祖父是一个孤儿,爹娘死得早,是祖爷爷奶奶把他养大的。据说是从清王朝时,八大王张献忠将恒口小镇及周边村落屠戮的十室九空,当湖广填四川时,诸多外地移民定居恒口。祖父或许就是那个年代定居恒口的。(上一辈子人都去世了,无法考证。)

在我的记忆中:祖父个头很高,剑眉大眼,是个魁梧英俊的男人。说话嗓门很大,连放屁都很响亮。祖父堪称是一代强人。听奶奶讲,你爷爷从小吃苦耐劳,胆大敢闯,挑着山货担子,脚下生风,走乡串户,走南闯北。

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自主创业。

小货郎挑担子穿越湖南、湖北到达陕西,把几个省不同的土特产漆、麻、耳、贝交流贩卖,从贩卖香菇木耳、核桃芝麻、到贩卖油漆、桐子、大麻、布匹、染料、盐巴。后安营扎寨陕南的恒口街,娶妻生子。夫妇二人以其辛勤劳作开发了几个大商铺。那时候恒口镇商贸发展很快,这个位于陕南的市井小镇,延续自古以来这条明清建筑的老街,一家接一家,商铺连连——有油坊、酒坊、粉坊、碾坊、磨坊、染坊等大型作坊,内设有客栈,外有三五间门面的大字号,生产的白酒、粉丝、桐油、布匹、绸缎、印染、土产百货等不仅畅销安康县城,还下汉口过西安真真的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啊!祖父是个智慧的商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娶妻涧沟杨家岭姑娘杨志华,长得美丽端庄,又能吃苦耐劳,纺线织布、养猪养鸡,每年还要养几季蚕虫,他们夫唱妇随,勤劳致富挣下了房子家产。辛辛苦苦落个工商业兼地主。

3、1949年,土改运动席卷全国,有房产家产的人在那个时代都是罪人,不允许有私人商贸,小街所有的店铺全部关张。土改时候祖父被定为工商业兼地主,他拥有长工短工几十人,板上钉钉是剥削阶级。甭管他的伙计们和东家的情义有多深,几十年走动的像亲戚一样热络,但东家毕竟还是人民的敌人。祖父生不逢时,没有赶上邓小平时代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说不定他也许会捞一个致富典范。

那些年,不承认先富起来的人是社会进步。一定要斩尽杀绝,不允许富,只允许穷。文革期间更是变本加厉,只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4、我的祖父也算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因为他的儿女都是共产党人,大儿子唐志仁(现名林朋)17岁上高中就偷偷离家去了延安,去寻求革命道路。女儿唐志贞是中共地下党员,遭遇叛徒出卖惨死在国民党监狱。解放后小儿子唐志刚(就是我父亲)在土改工作队工作,被保送到陕南公学就读,后又担任地方法院的审判员。儿子姑娘都是革命队伍的人,所以在国家遇难,匹夫有责的道德感召下,积极响应政府抗美援朝号召民众捐献钱物。爷爷这位身份复杂的公民:曾经当过青红帮大爷;又被政府誉为民主进步人士;除过捐献出自己给后人留下所剩不多的金银首饰以外;果断地把我家的四合院二分之一捐献给国家。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有房契画押作证。小时候我不止一次的见过这张薄薄的黄牛皮纸的地契,上面盖着几个红彤彤的章印。因我家的房子是捐献给国家的,已经充公了共产了,所以后来的历次落实政策运动也没有落实政策还给我们。

5、我家的房子,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就像一列长长的火车皮,因为另一半已经是国家的了。政府又把他们分配给后来居住的主人。我记得天井院前面的厢房是分给大妈的,因为大伯去延安后就再没回过老家,自然家里给他娶的童养媳也未作数。但爷爷奶奶做人厚道,虽说是儿子参加革命不要人家了,离婚不离家,就把靠街面的前厢房分给了大妈。后来大妈改嫁后把前厢房租给房客,这样我们就没有了前门的出路,就必须得从另一半的过道出走,因为房契上也标明这是共用的通道。可是在那个蛮横不讲理,只讲阶级斗争的岁月,我们兄弟姐妹只要从共用通道出门,就要遭邻居家孩子的打骂唾沫,他们嘴里不断的喊着:狗崽子,地富反坏右、黑七类,打死你们。好像他们每天都盯着我们几个孩子,张口就骂,出门就打。

6、文化大革命期间,远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大伯,这个从延安过来的老干部被打成走资派,被下放到边疆下面的农场劳动,老大留在他们身边,一对弟弟妹妹就送回了老家交给年迈的爷爷奶奶看管。那个年月真的是乱透了,地富反坏右挨整、延安老革命也被整,谁也无力保护谁。只能延续古老的自然传统,外面落难的人回老家寻找亲人的庇护。十七岁就去延安的老革命保护不了自己的儿女,要把一对年幼的儿女送给年迈体衰的地富反坏右父母来照顾,根本顾不着划清界限了,只要幼小的孩子有亲人照顾能活命就烧高香了。

7、那时候,我的两个弟弟再加上新疆送回来的弟弟妹妹们共计五个小孩,他们每天都要去上学,每次上学都要鼓足勇气从共用过道冲过去,好像这成了每天冒着“炮弹”去上学的一场战斗,我是姐姐,我比弟弟妹妹大几岁,自然成了最强的掩护队,每次都是我冲锋陷阵阻挡邻居家孩子的攻击,掩护弟妹们快跑、快快突围。我常常被邻居家的一个极其凶悍的小风英女孩打得头破血流,她的拿手锏就是利爪挠人,常常把我的脸抓破,我流着血流着泪顽强地和他们对打,他们两家孩子多,我的弟弟妹妹小,我总是寡不敌众以失败告终。每天都浸泡在恐惧和羞辱里,度日如年。这些往事对一群正在成长的孩子们的自尊是多么大的伤害。

直到现在,每每我想起这一幕幕浑身都会恐惧的起疙瘩。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把孩子们稚嫩幼小的心灵都分裂践踏了,把他们的自尊心伤害的的支离破碎……

有一天哥哥从学校回来,正值大弟小龙与邻居孩子打架,奶奶去拉架,奶奶的三寸金莲根本招架不住两个小牛犊打架,一下就把奶奶掀倒在地,大人小孩在地上滚作一团。哥哥见状,不分青红皂白,揪起大弟就连踢带打拖回家中。当听弟弟们说:二哥是因为别人打弟弟们,甚至说要抠出狗崽子的眼珠子等等恶毒的话,二哥才上去打抱不平的。哥哥拳打脚踢完大弟后十分心酸难过,自己错怪了弟弟,心疼的抱起了弟弟大哭了一场……

8、那年哥哥被定为走白专道路的黑苗子,就因为哥哥学习好,在初中把高中的数理化都自学完了,以此定罪。哥哥天资聪明,小学考中学,十大县分两个考场,他就是以第一名考进恒口中学的。恒口中学的几个年轻有为的老师和哥哥的班主任都看好哥哥是当科学家的料,器重培养哥哥,准备保送他上地区最好的安中。记得老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每月从她微薄的工资里寄回老家十元钱给妈妈,叮嘱妈妈一定要坚持给哥哥每天吃一个鸡蛋,保证他大脑的营养供应。

可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切美好的理想愿望化为泡影。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乐此不疲的搞运动,抓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典型,十几岁的娃娃也不放过。不但哥哥遭批斗,支持他的几个老师和他喜爱的班主任也受到连累,一个个都挨批斗了。 

9、哥哥年轻气盛,压而不服,口笔二利和他们辩论,可遭到政治变态狂们的更大的迫害。发动全校师生开哥哥的批斗会,羞辱损害一个少年的自尊心。哥哥打小性格倔强,父亲给他起名外号叫杠子。他从小拒绝穿黑色的衣服,无论是内衣还是外套。从不以为自己是黑帮。记得另外一个女狗仔由于反抗他们的歧视,被灭绝人性的狂人关进一个停放武斗死人的教室里。由于是大暑天,那个死人的尸体发臭肿胀变形,在那个臭气熏天的停尸房,吓得那个小女孩神经质的尖叫……浑身哆嗦。道德败坏的人丧心病狂的摧残纯真稚嫩的学生。那是个不讲法制的年代啊!

10、后来为了避免哥哥遭遇更大的灾难,母亲让哥哥送外婆去新疆石河子了。因为五十年代末,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老姨当年考大学就选择了边远的新疆医学院,因为去边疆可以免交学费还管生活费,毕业就自然分在最边远最艰苦的中苏交界地石河子了。眼下老姨要生孩子,而姨夫远在乌鲁木齐科研所上班不能去照顾,所以外婆千里迢迢要去照顾老姨坐月子。母亲不放心一个农村老太太远走千里之外,所以让16岁的哥哥去护送老人,也避免了哥哥在家再招灾惹祸。东凑西借给他们婆孙俩买了两张去大西北的火车票,母亲悄悄地眼巴巴的送走他们,内心的担心可想而知。那么远的路,这一老一小出门远行,不知是祸还是福?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11、哥哥人虽然走了,但也逃不过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搜查,常常在深更半夜听到急促的打门声和叫骂声,乒乒乓乓。爷爷连声应着去开门,只看见一队人马从前跑到后,大呼小叫着哥哥的名字,凶神恶煞的叫嚣着:***滚出来,我们毙了你!打倒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揪出小反革命份子!叮叮咚咚跑前跑后搜查一番没有抓获到人,便把家里略微值钱的东西不是砸烂就是抱走了。我最最遗憾的是红卫兵把爸爸送给我的小提琴砸烂了,最最舍不得的是把爸爸58年补划成右派遣送回老家劳动改造,而他从大学带回老家的一大柳条箱文学名著被抢走了,这是一笔多么大的精神财富。我的心仿佛都被挖空了……

12、深更半夜被叫骂声惊醒的我睡眼惺忪,傻傻的一直瞪眼看着奶奶浑身筛糠一样坐在床上发抖;妹妹小芳吓得用小手捂住嘴不敢哭,则从此落下尿床的毛病;我自己被吓的突发性耳聋,什么也听不见了。几年后文革结束,母亲请个老郎中给我治耳聋,吃了几十副中药,才慢慢给我调整过来,否则我将是个又聋又痴的小傻瓜。